把自己作为方法

其实是读书笔记。

我妈妈回了一封信，我的印象比较深，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学苏联，现在什么都学西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所以中国的情况变化了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究竟是谁？要干什么？

我感觉他们对这个社会在今天发生什么也没有兴趣。

可能确实如此，互联网的信息密集令人迷失，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会有“算法”给你找乐子，虽然那不一定算是乐子。

他们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，又写这方面的文章，就很空洞，里面没有什么实在的观察。

有些“学人”只是为了表面的享受，学术并没有走进他们的生活。

大二以后，我比较重视数学和英语，觉得这是比较实在的东西，也去学经济学的课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“浙江村”调查，以及搞社团

项飙在他大二的时候觉得数学和英语是比较实在的，联系到他求学的年代是90年代初期，这么一算，30年过去了，我倒没在大二产生这样的想法，而是大一就认识到了。

但这也没能如何，毕竟人家上的是北大。不过跨越这么多年，大学生所产生的想法依然有一定程度的重叠，这是很奇妙的。

项飙还提到做调查和搞社团，放到今天来看这就是做比赛和玩社团的翻版，项飙做的调查使他的起步很高，但也许并不是出于功利想法，今天可就不一样了。

今天的比赛之类没有那么学术，甚至也不是为了娱乐，而是规则扭曲下的产物，核心在于利益竞争；至于社团，年轻人甚至不屑于跟现实世界里身边的人沟通，当然他们到了互联网上，到了游戏里又是一副样子了，可想而知社团的情况，一潭死水而已。

青年很重要，不在于我们去回想自己的青年时光，而是用今天青年的眼光去拷问我们，让他们来“审判”我们，这样才能有更真的东西，我们才有机会来反思自己。

每一代青年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，其中也会有怪胎。

不过每代人都觉得自己的时代是最乏味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可拷问。年轻人不关心这些。

这种学生下海赚钱的事其实在1991年就有了，但在1992年一下子爆发出来，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正统。各种文化现象也重新出来，比如新一轮“国学热”。

这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项飙居然可以如此清晰地记住像“1991年”这样的时间节点，今天的中国我很难对某件事有清晰而具体的隔断，一般是以段时间来划分。

另一方面赚钱的事其实早就有了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社会风气也不是一天就变坏的。

资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私有化市场经济之后，原来我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，现在转化成了潜在的资源，是可以升值的。你一定要占据，要有明确的产权。

这一段相当精辟。 非常准确传神地带有一种社会风向转变的角度的叙事，有一种醒悟感：原来不能卖的现在可以卖了，世界的规则变了。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的是，某种残酷就要到来。

同时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揭露，却把大量篇幅放在男女关系上，而对这个人究竟怎么贪污、制度设计哪里有问题、贪污造成的具体后果又讲的很虚幻？

很本质也很准确，不过这是讲不了的问题，项飙这样说很明显透出一种学者的稚气，其实虚幻已经给你答案了不是吗。

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之前认为“浙江村”在温州，原来是在北京。这样项飙上大学的时候去做研究就说的通了，毕竟那个年代不太可能长期两地来回跑。

由此看来，一个人的故乡很重要，例如项飙早期最重要的调查其实都没逃出他的“温州”，不过这也很合理，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

冲动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冲动，而在于你是不是让冲动推着你走。

我几乎从未让冲动推着走过，也许这就是我目前还是一事无成的原因。

项飙的“浙江村”调查，在他的叙述来看，完全是一副高材生的典型成功案例，站在高台上做一些不那么容易的事，只要做出水准之上的东西就足以收获很多。

因为我们大量的信息和思考方式是一定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，积累确实很重要。

文字 → 表达，这是很多人都提到过的概念，我也认为文字传递信息，高效而方便。虽然不像游戏、视频那样给人很高的刺激，但是性价比很好。

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弱点，还在挣扎当中。我必须要追赶，但也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特点，把自己搞成那样的人。怎么弄现在没有结论，还在继续追赶，我们二十年以后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。

人人皆有弱点，即使像项飙这样的大学者也不例外。

我认为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，如果我的偏好对我而言我足够喜欢，那么我会接受拥有他而失去的代价。

直接有直接的好，含蓄有含蓄的美。

理论不在于新不新、深不深、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，而是能不能形成沟通性。

这恰恰是最难的一点，和谁去沟通？

艺术上的热情还是比较自然的，爱画画的人总是爱画画，但其他工作，比如研究性的、公益性的，会牵扯到很多很繁琐的细节，确实要有一种持续的热情。不能完全靠自发，而是需要通过教育。艺术真正的魅力是产生一种视觉效果，让对方去思考、反思，有思考的引带力。

为了生活而又高于生活。

如果赚钱糊口不是主要的目的了，你的生活意义是什么，你怎么和社会形成关系？

到这一步我至少5-10年，所以不用急着回答。

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。

醍醐灌顶。

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特别强，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，但造成各种扭曲。而且一旦进入中心之后，很多人变质腐败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是谁想清楚，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，把生他养他的土地、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，变成没有原则的人。人生活中的原则不是靠抽象理念来维持的，都是靠具体的社会关系，这个当然是儒家的思想，但它确实有它的道理。如果跟周边的人、生活的世界关系不清楚，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，其他人都成了利用工具。

基本把人的割裂讲明白了，所以把自己想明白就是在救别人。

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心，很大度上是靠把这个中心内化，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中心，所以都会比较从容。然后把它在象征意义上给拢起来，所以既有大一统，但是又不会削尖脑袋往上爬，觉得自己的生活一无是处。其实中心对很多边缘地方是不管的，地方有很强的自主性，是那种柔性的、开放的关系。今天“地方”的文化意义真的是被抽空了， 搞一些地方博物馆、旅游，都不能够进入人心，所以处理好“边缘”和“中心”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

角度很奇妙，同时很合理地解答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困惑，讲明白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：你当大哥，我做小弟，但咱也是个土皇帝，犹如各玩各的、貌合神离的所谓“夫妻”那般暧昧。

大一统并不意味着一个刚性结构，但现在环境已经变了，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，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心，因为有资源再分配的问题，比如上海和西藏的关系，要有互相帮助的精神。所以我强调文化和社会的自主性，但是在经济上，市场要统一，资源上，通过行政力量来二次分配，还有军队税收，这些都不能放松。第二个变化就是全球化。自洽不能是封闭起来的自洽，而是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的中心，是汇集的地方，一个穴位，贯通全身，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。

这个回答很有中国味道。

那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，我觉得比今天要大。今天我们究竟摸索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，或者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理想吗？今天的情况又不一样，今天的中国走向世界，主要不是靠输出理念，而是靠做贸易。

输出革命和做生意可不一样。

但更可能的是，要等一批人积累起来以后，才会对这个世界有普遍性的启发。中国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崛起，靠中国的独特性去讲世界的普遍性问题，这个蛮牵强，还不如把自己具体的问题讲清楚。把这一角讲清楚，其实就是全世界的话语。

如果我不在当地泡，就是在说空话，唯一的干货来自人民群众。 观点属于人民，把观点整理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。

这两句话的左派气质已经藏不住了。

不要怕边缘，或者知识不够，把自己的不够、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，就会很可爱，不要装腔作势。只有知道了你的真实性之后，才可以信任你。当然东方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反的，这些东西都要被屏蔽，领导人不是个人，他是权力的化身，这就是不太一样的理解。到了牛津，我很感谢他们给我这么一个工作，使得我能想这些问题。

真实是强大的力量，当然恐惧也是。

“距离感”是分析上、方法上的概念，它和切入性是一种辩证关系。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、对事实的熟悉程度，这些不能有距离感，越近越好，要把自己融进去。但在分析的时候，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，才会比较客观、灵活、全面。

分寸感能令双方感觉从容不迫。

学术也是这样，不能靠直觉去判断，一定要去证明它，要去展示结论是怎么达到的。往往越是明显的结论，越难去证明，但是一旦证明了以后，会是很大的贡献。

返璞归真，最难是真。

有人甚至断言理解是不可能的。您怎么看？

• 理解是很自然的，不难，重要的是怎样不去拒绝理解。
• 要真的懂你，聊一聊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些感觉， 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世界。从了解开始，才能真正地理解。

重要的是怎样不去拒绝理解这句话说出了关键，也许自己应该放下那不该有的傲慢，真诚地对待人类。

要把他的言和行都看作是他的行动。只有通过这样理解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些社会病态：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，要考虑如何沟通，否则对罪犯就只有放纵和消灭两种态度了，没有教育改造一说了。

世界当然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可是

社会科学告诉你，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规律，都在于自己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，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。可能会有大的图景，但没有所谓的规律，因为一旦发现规律，那么一切到此为止，就不需要再去做工作了。

这是一种反直觉式的思考，甚至可以说不太理性，很唯心，和工科思维很不一样。

社会科学首先是关于你的，然后才是关于社会的。

其实任何一门科学都差不多吧，先从自身角度出发，然后扩展到很宏大的层面。

在中国，很多事情能不能撑下来，关键在于有没有这口气，如果你有这种小型的团结，有时候像牛皮糖一样，这个事情也就拖过去了，能做下去。不要期望有一个人帮你挡，有困难大家一起面对。

这个就和PHT想要抱团的想法不谋而合，这么看来即便在异国，他的思维也没有脱离中国太多。

而我有更加现在中国的看法，像张一鸣最近把字节交给和自己一起创业的南开的梁汝波，这就是普罗大众能接触到的这种小型团结的体现之一。

因此给我的启示之一是：对每个人来说，小团体是必然要出现的，你可以游离在大团体中，但必然要有自己的小团体，要有一处互相支撑的地方。

这种一对一的辅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他们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躲不过，懂就是懂，不懂就是不懂

条件所限，我只能自己给自己一对一辅导了。

社会生活里有很多问题都是老问题

因此很大一部分的经验还没有失效，关键在于你要分清楚哪些问题是老问题。

表面上是政府在办牛津，事实上是牛津在办政府。

这话说的，牛气！不过清北也差不多了？当然，不要忽视东方霍格沃兹。

其实大学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让你做思想上的各种探索。

说的有一半贴切，一半理想化。比如我到想起来要关注思想的时候人多半已经不在大学里了。

高水平的大锅饭比较好，没有竞争压力了，大家最独特的才华才会体现出来。

可是只有当社会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这么玩儿，中国的体量，绝不可能做到如此宽松的地步，无论哪个阶层永远都有相当数量的人想改命，也就不能吃上大锅饭。小国寡民不适合中国。

你自己有多聪明、能写多少书，这个很重要吗？关键是你能培养出什么人。那些真正厉害的人，带学生，一辈子写两三篇文章，就能改变人类历史。考申请课题搞出来的东西，到底有多大的价值，确实存疑

那问题是：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水平，但是却提供了大量的岗位，总不能为了宁缺毋滥不招人了吧，饭还是要吃的。

那么我们要做到：如果天才来了，别去挡他的路。

主体性不是说“我很厉害”、“我很特殊”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：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，我看到了什么，哪怕我的看法不对，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。

先从问题出发，把自己想明白，项飙很强调想清楚自己，在认识世界之前，先要有自我。

这跟你的物质利益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，你的行为才有意义。

同时也讲实际，先不管情感上如何，能不能在硬件上先达到？这是一个可以去反推的手段。

一定要有从内到外的冲击力，有情绪的积累。

这是后期要做的事情，之前主动摒弃情感，现在把它再拿回来，做一个总结与积累，是一个过程的收尾。

你要把自己是什么想清楚。“认命”是说从历史、结构的角度，想清楚自己是什么。

这个对“认命”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，回到之前论述的主题 → 想清楚自己是什么。

“跨语言的自我”，翻译成为一种思想方法，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一个方法，很重要的功能是逼着你去想这个about。

两种文化的交锋，语言代表了背后的文化，是一种投影。使用双语就是在让自己在两种思考方式之间进行转化，可能产生很独特的、很好的、经过两种文化检验过的、真正了不起的东西。

但也可能四不像。

清楚现实状况的人，文章是不可能写得那么正式的，因为事情非常复杂，搞出一二三四五六，只是贴标签，其实是不完全清楚。

这个是我从未想到的，但可以解释一些现象。

作为过渡，我就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在亚洲研究所做博后。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，我在那里碰见了我的爱人，她也在亚洲研究所。

所以说，你不知惊喜在哪里冒出来，不要放弃学习！

新加坡最让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地方，还不是像杜赞奇和安东尼-瑞德这样的一批人，而是他们背后一群兢兢业业的人。你可能从来没听过他们，他们往往都是女性，也许没有很大的想法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天才的创造力，就是埋头苦干，有非常专业的精神，建立团队，有宽容的态度，做事情比较无私。

新加坡的这样的一群人决定了所在群体的下限，他们也许上限没有多高，但是下限绝对不低。这是很重要的隐形实力。

联想到之前和某人关于对亚洲某发达国家的讨论，也许在那里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无关男女。

夸夸其谈相当可怕，好像一种灵感让自己感动起来，但是飘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。

传神，无奈。

她让我理解到电影、诗歌、艺术、民谣其实和学术一样，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方式。

很多事情首先都是从认识自我开始，然后慢慢就有了表达欲。

因为从小到大，学习是天职，从来不问为什么学习，没有想过学术和寓言其实是一回事，跟唱歌是一回事。

我的启蒙从大学开始。我为什么学习，学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我已经有答案了。

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学习是生活的必须，如果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落实，学习是必要手段；其次，生活里基本所有的元素都可以通过学习重构，触发改变，这其中当然就包含了进步，这样也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，我想做到想做的事，因此要学习。

我现在认为学习是改变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改变的开端。

这个小群体越是具备异质性、多样性，它的抵制的能力就越强，就会更加有机。

这个对会议很有参考意义，我们应该一上来就去选择非常不一样的人，尽管会带来很多挑战。对于学习或者工作，这样的关系应该尚能维持。

对于学者来讲，小世界首先是一个被构造的过程，其次是不断骚动的过程。你构造它，它逼着你，刺激你去反思自己，批评自己，不断冲破原来的理解。它越是活跃，越是骚动，给你的安全感越强，因为你的生存就是你的思考，如果不断觉得自己在思考，就很明确地感觉到自己在生存，不用为生存害怕，因为思想活着。

构造是在满足表达欲，这个构造的过程会产生很多奇妙的反应，会改变你，持续不断。

项飙说生存就是思考，那么只要还在思考，我们就永生。

真正的全球性只存在于无数的地方性之中。贝多芬是全世界的，但他首先是欧洲的，不是非洲的，不是拉美的。为什么欧洲的音乐家比非洲的音乐家更“全球”？这是个问题。

前半句是在说万事皆有顺序，先小而大；后半句的观点其实很容易解释，欧洲有钱有技术，因此有人，非洲只有才华，冒不出头。

每个时代大学的功能都不一样。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相对充裕、城市教育水平相对高的时期，所以“人的生产”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所以这是不是在说：从前的人没那么重要？

尽管真相不中听，现在的人，也没那么重要。大学确实应该认识到时代的召唤，进而改革，可是改革就要流血，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流血，你还不知道你的改革会让谁去流血。

因此先驱令人敬仰，不光是因为他们敢自己流血，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做好了让大家都去流血的心理准备。

大学不是去树立范例，而是要去寻找例外。

这么看，现在的大学热衷于造神，离项飙的想法还远着，几近背道而驰。

大学不去寻找例外，我们自己去找，自己的、别人的、亲人朋友的、陌生人的，通通来者不拒。

但是恢复高考把此前的官僚和城市知识分子一下子拢进来，其实是一个政党和当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的重新联盟。大学当然是搞精英主义，你看现在回忆恢复高考的人，很多都是干部子弟，从农村回到城市，不仅恢复了原来比较优越的地位，而且用这种途径在文化、道德上使自己的优越正当化、合法化。现在我们的大学是主流中的主流，大学也以此为豪。

“打通”是什么意思，这个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打通就是回到实践，因为实践是最盘根、最通的！怎么样回到实践？从哪里回到实践？就是要从这些书本上学到的概念、范畴、理论、教条、框架离开，新的基础就是实践。但实践是那么流动、那么无情，怎么把握？个人经历就是开始把握的起点。

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，反推回之前学的东西 → 解构、重构。

要真正通向上帝，必须通过自己的语境和语言，那是通向上帝唯一的思想途径。

母语是根源，包容一切。人无法脱离根源，连上帝也不能免俗。

现在我们共同的超越性的理想没有了，下面又没有空间，大家每天糊里糊涂。

解放全人类的激情褪去之后，犹如理想破灭，那可不就是行尸走肉吗？原来是难得糊涂安慰自己，现在是醉生梦死麻痹自己。

整个法律就写成让你时刻准备着离婚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比方说两人结婚二十年，女方工资水平比较低，但对家庭付出大量的时间、精力的投入，到离婚时这些都不算，只算你名下登记的资产。《司法解释三》通过的背后的一个原因是说很多女性傍大款结婚，结婚后很快离婚，要拿一半财产，所以法律要保护大款。很明显，对比来看，就能看到法律对谁的声音更敏感。

因此对于一些国家出台的政策，你要认真想一想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，不过大家也不是傻子，有很多人都很清醒。

某些话有人能听懂其中隐含的意思，可能是因为那些话是专门说给那些人听的。与你无关，你自然很难听懂，不要自作多情。

但后来到现在，基本上就是城市里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讨论，哪怕在社交媒体上，也很少听到工人的声音。

这带来两个问题：

1. 社交媒体是否本身就具有门槛，将一些人置之门外？

2. 工人也是人，也会有表达欲的需要，既然他们不在社交媒体上满足表达欲，那么是在哪里？

回答：

1. 也许是，因为时代的受教育文化因素等影响，不过在可见的未来十几年，会有大量工人涌进互联网。

2. 以我父辈为例，表达欲是在和朋友的现实交流中完成的，例如酒局，其实承担很大一部分的社交功能，即便看起来很没意思，但那是大家共同选择的游戏方式，想玩就得入局。

不是从理念上改变自己、重新树立理想，而是知道自己已经背叛了理想，现在要通过一切手段来自保，不允许任何人说话，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。

其实很可悲，但问题是，你的可悲不要来烦扰到我。可惜这种可悲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，绝非人人皆有，拥有它的人可以轻易影响别人的生活，这也是复杂的来源。

现在世界的问题这么多，中国当然要努力走出不一样的路，但现在主流的心态，不是说要走不一样的路，而是取而代之，要当老大，很多基本的想法和美国非常类似，我觉得这和共同理想的丧失都有关系。中国在什么时候最令世界钦佩？那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从万隆会议开始，到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大，引起了很多国际上的争论。

这当然是理想破灭的后果之一，既然选择了不一样的路那就是必然，要了解过去，但不能沉湎。如果真的想重现当年的辉煌，那就重新走当年的老路，反之，洗洗睡吧。

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，意思是说，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、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其实是取悦别人，把自己搞没有了。自我证明是很危险的。

但在今天，想要活着，挣钱，就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，哪怕要牺牲自己。每个人都在这个罗网里没有解脱。也许在生产资料高度发达的、具有高度人类责任感的社会才能真正有尊严地活着吧。

如果人民代表制度不能被有效激活，那么现在的政治环境里面，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沟通渠道。– 吴琦

谁说一流的知识分子对时局不清楚？他们明明清楚得很，还是不能小瞧任何人，收起对他们不切实际的想象，把自己作为方法，重新看待世界。

现在年轻人说，不用下结论，也不用从高大上的原则出发，就是讲自己的经验，经验比较琐碎，乱七八糟没有关系，只要是真的就有意义。这是一份从容和自信，这是相对新的， 跟年轻人的教育水平、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都有关系。

吃饱了之后会去想一想的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，毕竟思考也是一种活动。

思考之后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进来，包括自尊。

“人的再生产”跟“人的生产”不一样，“人的生产”是说人怎么样被培养成一个生产的要素， 而“人的再生产”就是人怎么样再生产自己，自己成为目标。

让人成为真正的人，去做只有人才能胜任的事，让人类给人类自己存在的意义。

再去看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，现在谁是赚钱的大户，平台可能是第一，第二就是跟“人的再生产”有关系的教育、医疗、娱乐等各种服务，接下来可能是采掘和农业，所谓第一产业。

在人的再生产之前还有项目，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解放自己，不过我看情况已经很有转机，也许下一个阶段真的不远了。

这也促使我思考如今“人的再生产”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，看起来最不政治，但政治就在这里出现。

在一定高度上看，政治无处不在。

今天的政治是否有了新的含义？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一些变化，围绕人的斗争形式上丰富起来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，这也就导致了一些看起来不政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问题。

政府鼓励的不是真正回国定居工作，而一般是短期回国甚至不回国服务，从回国服务变成为国服务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

这里可以看出政府的格局，见过世面之后，“物以稀为贵”的“稀”会经过提纯，变得纯粹了起来；某些事上不再讲面子，而是要里子，底气足了之后做一些符合自己状态的事，这是政府的进步。

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往上流动，因为经济总量还是在扩张。第二个特征，中国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全民参与式、以市场为基准的社会竞争。第三个特征，纵向分化又跟横向的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社交媒体分层又造成更大的分割、破碎化，很难形成动员，在思想表达上很同质。但像中国的这么大规模，人人都不认命，这可能不是经常出现的现象。

原来有人往上流动是因为经济总量还在扩张才能办到，不是有人穷有人富的动态过程，而是有人如果富，很大可能会一直富下去。那么如果经济总量不再扩张，悲观看就不会再有新人富起来了。

仔细一想好像真的是这个道理，发达国家的阶级流动远远小于中国，只是他们的平民阶层相对优渥的生活掩盖了这些现象。天下的乌鸦很快就要一般黑了。

现在我们好像被绑架了，一定要更高更快更强，正是因为不太愿意进行激烈的再分配，已经获得的人还要获得更多，同时又要把下面的人也提上去，这个确实很难，今后可能还是要慢慢走向再分配的思路。

项飙认为今后可能要慢慢走向相对温和的再分配，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长期博弈过程，里面充满了变数，如果真有人人发财的路子，美国早就去做了。

再分配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，小到劫富济贫，大到社会变化，都是这种主旋律的集中体现。联系到现在既去政治化又加强政治化的特点，我认为事情可能会走向最危险的境地，会发生相当剧烈的变革，然而变革之后又会是什么样子？天知道。

放在上世纪90年代或者2000年初， 那时还有关于左与右的讨论， 两边对于中国社会的描述以及背后的原因，都有具体的指向，比如左翼认为是资本主义这个大的系统出现问题，右翼说是权力本身的腐朽和话语的滞后。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首先这个对立慢慢在消失，其次可能也因为对立的消失，公共话语本身也消失了，没有回应大家实际的感受，所以有一种普遍的不知所措。一方面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出现了具体的变化，也包括进步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足够，不知道怎么理解，也不知道对抗什么，索性不想那么多，生活还能照样过，也蛮舒服。 – 吴琦

这也是我看到的困惑，当吃饱了饭，矛盾没那么尖化的时候，似乎每个人都无所适从了，集体迷失方向感，再没有一个强人出来给大家指明方向，抑或者是人人都想得很明白，但又没有推广性，难以有沟通全员的共识存在。

在今天，生活方式跟资本、国家权力同等重要。

还是上述观点的延伸，饱暖思淫欲。

文化这个概念可能会引起误解，一讲文化大家就觉得是文学、艺术，其实它就是指生活方式、日常经历、生活意义，包括抖音这些，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研究，和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给了我们很好的例子。

原来我们觉得“粗俗”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然而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我们好像把“生活”本身视作一种“罪恶”，其实是不够了解自己。

比方说我会倾向于去讲去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，比如物流型权力、基础设施权力，这些都是讲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被技术化地处理，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，不管有理没理，就是给钱，对错不重要了，这就是我说的去政治化的意思。香港也是一样，商人治港，别问原则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其他的都无所谓，但是这个不可能长治久安。

这样“简化”问题，其实是在逃避、偷懒，是在放弃对本质、对解释、对理解的追求。

反思的意思是，你要阻止自己，要把自己停住，不要线性地往前冲，想一想为什么今天要这么做，不能用别的方式。

这个讲的不好。反思应该是一种隐藏起来的本能，如果没有反思，人类不可能存活下来，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天敌，只能内部竞争的环境，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回自己的反思本能。

一个好的范例超过很多理论。

要成为一系列的叙述，一个强大的自觉，讲出来之后，能让你觉得站在这个世界上有根基，如果外面来的东西你觉得不懂，你就有勇气说不懂，说不喜欢。所谓知识就是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有根有据的了解，从这里开始，去观察，去沉淀，慢慢沉淀出底气。

相当于有了自己的“根”，一个坐标系里的参考点，从此有了空间。

一本书最大的用处是给人改变，其次是给人思考，这本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二者皆有。里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是：“不要拒绝理解”。这是我想法的盲区，也许在以后，我会再次翻看这本书，相信可以给我与此刻不一样的感受。